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已經在台灣推行六十多年，期間也歷經多次的變革，包括縣市改制省轄市與直轄市，拆解不少原來的鄉鎮市層級選舉，在後六都時代，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能力的能良顯然已經大幅提升。
以六都為例，除了總統、立委、市長、市議員選舉外，剩下的就只有里長選舉，後者也是最奇怪的選舉制度，基層里長與各級民意代表皆為民選，導致彼此間的分工合作出現多處裂縫。
在台中，除了選舉制度外，罷免制度還沒有被實踐過，創制複決權在後公投法時代，遲遲沒有啟動，這可能也是2018年選舉可能出現的新變數: 透過人民提案方式，自己創造政策、否決立法。
推行多年的參與式預算、市政監督聯盟的烏龍預算票選、青年議會、公開資訊、市長臉書信箱，1999專線等機制，台中市民也在學習跳脫代議方式，直接與行政部門進行溝通，加上市政府推動中的國際NGO中心，引進國際社會運動能量的做法，更讓人期待直接民主在台中被實踐的深度與廣度。
這樣的做法基本上可以用AI兩個概念形容之，A代表Attention，透過直接與間接民主方式，凸顯特定被忽略的議題，使其得到認知與重視，進而形成政策方案。I代表Implementation，一旦政策概念被認知採用，接下來最關鍵的當然就是執行機制，這部分涉及公務員文化與機關文化的改造，台灣長期在中央依賴主義的帶頭下，早已練就一處又一處的被動治理文化，一切推給中央的不作為，常常成為地方政治人物與公民團體的藉口，一旦地方建置自己的AI系統，公聽會、聽證會與座談會將不在只是形式參與，而是實質參與。但是議題得到確認並不代表可被執行，或者執行可以促成問題解決或目標達成，兩者其實還有很大的落差。
展望未來，台中市如何在AI架構下，進行地方組織改造、中央地方良性夥伴關係等，這些是貝可被期待的變革，加上黏地各界發動中的公投，AI其實有機會成為台中直接民主的最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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