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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炘先生,1893-1947,大甲人,192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一個台中人,當了小學老師多年後,辭去教職,跑到日本念書,然後輾轉到美國東岸,甚至取得常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樣的台中人到底帶回來甚麼樣的美國?1920年代的紐約,La Guardia市長還沒就任(1934-1945),他1923年選上美國眾議員後,正在儲備能量進軍紐約市長大位。1920年代的紐約正在投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執行,尤其是受到歧視的唐人街一帶,更是受到歧視。這時候,超過一百層樓高的帝國大廈的原址原還是旅館,陳炘離開紐約6年後才正式完工。

一個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如何在紐約生活,甚至取得學位,莫非他是天才,有特殊天賦?這點可以從他回台中後隔年即參與林獻堂等人籌組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擔任總經理可見一般。這樣的人,為什麼沒有在台中人的教科書中受到青昧呢?到頭來,陳新的事業就這樣轉入遠比大東會社小很多的華南銀行,歷史可以這樣就被掩蓋嗎?

身為台中人,這就是我們要的歷史紀錄嗎?一個有勇氣留學美國的台中人,一個創辦重要台資企業的台中人,他在台中的點滴如同京華煙雲般,輕飄飄地在台中街頭消失。

想到此,看到這樣的紀錄,特意留下以為記。

1947年3月11日,「要聽媽媽的話。」陳炘輕輕地拍兒子陳盤谷的肩膀,和家中的孩子道別後,就坐上吉普車離去,再也沒回到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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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炘生於日治時期前兩年1893年,他雖然13歲才入公學校讀書,但自幼聰穎,因此跳級升班。公學校畢業後,同年考入當時人人想進去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來的台北師範學校)

1913年畢業後,曾一時任教於臺中廳大甲公學校。後辭去教職,赴日本應慶大學理財科,開始他的財經之路。由於在日本求學期間,適逢台灣民族運動的開始,因此加入「新民會」,一起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而後,台灣作家張深切在《里程碑》一書中,描述陳炘:「他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參加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但不為運動而犧牲他的學業,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而他畢業回台後,次年又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在當時的台灣,能有這樣優秀的學歷屈指可數,而陳炘是其中一人。

回台後,致力於台灣的金融開拓,負責籌組一個「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創立(台中市)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出任專務取締役(今總經理職)(董事長為林獻堂),是當時唯一的本土資本信託機關,以對抗日本人對台灣人施加的金融經濟壓力。而在整個1920年代台灣民族覺醒下,大東信託也經常刊登廣告,來支持「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等文學刊物。因此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是處心積慮的刁難大東信託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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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終戰,陳炘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製作國旗、教民眾如何揮舞以及製作牌樓等,來迎接這個期盼已久的祖國。但他卻遭到陳儀政府的排擠,有感於台灣的經濟又被這個陳儀的小圈圈所壟斷,因此他再次籌組了「大公企業公司」糾集台灣本地資本,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可是竟被誣陷成「漢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下這首詩:「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雖然陳炘被推派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眾代表,但當時他罹患惡性瘧疾,臥病在床,鮮少參加處委會會議。

但就在3月11日清晨六點,陳炘家門外有陣騷動,他的大兒子跑出客廳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家中。陳炘在太太的陪同下走進客廳,他對孩子們道別,並拍拍大兒子的肩膀說:「要聽媽媽的話。」然後坐上吉普車,一去不復返,家人再也找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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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蔣介石曾經詢問蔡培火「最能當台灣領導者是誰?」,蔡培火說「老一輩的是林獻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陳炘,這個人有頭腦、有組織力,又有國際觀。」

228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 陳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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