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有人這麼形容著:
阮義忠充份傳遞了這樣的簡單論述：農村、土地與勞動的人們是高貴、寬容的，而都市、現代化與現代社會，則是「假象」、「惡疾」、「陷阱」，是「未來終將面對的廢墟」；唯一的贖罪方向，是回到農村價值與倫理、回到台灣的過去。
-或許都市與鄉村的簡單對比，可以讓一些人找到懷舊的情緒，過去的美好，現在的無奈，未來只好回到過去。只是，都市真的如此不堪嗎?充斥都市各角落的小廣場、公園、醫院與購物機會，人人要避之唯恐不及嗎?
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的拆除作業延續了好多年，終於走到最後一戶，網路上這麼寫著:
高齡89歲的陳母哽咽地表示，陳家對這棟房子的感情很深，就像把一小孩從小養到大的感覺，不知道為何時任台南市長的副總統賴清德要將陳家的根全部拔光，連一點空間都不讓陳家生存下去。 陳母哽咽地說，房子和土地是陳家的根，自己不知道犯了什麼大罪，現在要被連根拔起，「連殺人犯都有人權，我們卻一點人權都沒有」，9年來一家人過得提心吊膽，也不知道房子什麼時候會被拆光。
-家，別人的家，自己的家，外表可能差不多，但是感受完全不同。
新家與舊家，老家拆除了，真的沒加了嗎?甚麼是家?何處是家?
心靈故鄉在何方?
對不想搬家的人而言，老家就是心靈的故鄉。對想搬家且有家可搬的人而言，老家是過去，新家是未來，未來新希望。
但是對那群老家不見了，新家不知在何方的人，老家是根、是窩，沒了老家，就甚麼都沒有了。
當有家可搬的人借用無家可搬的人詞彙，妥當嗎?合適嗎?
換個角度想，當你願意跳出自己，想想自己沒了老家，可以讓更多人有新家，有新路，你的心情會好過些嗎?
還是家，是一個唯我獨尊，無可取代的專利品。毋寧死，不可辱。
恨還是公益?
有人說著: 「他知道一定要把它毀掉才能傷害我母親，然後就能傷害我，就可以報復我過去9年揭發民進黨虛偽政客的殘暴」。陳致曉痛批，台南市政府明知道有方法可以不用強拆，進而讓城市具備歷史紋理、更有社會形象，但政府寧願利用公權力徹底毀滅一家人，讓他直言「這是恨，不是執行公共利益」。
明明知道有方法，這是單方認知，還是普遍認知，當一方執著於單方認知，且只想強求他人吞下該認知，誰對誰錯反而不重要，因為事情已經跳脫對錯之外，變成愛與恨之爭。這樣的爭議漩渦，無人可解，也無力介入。心靈與心魔，一線之隔。
Vendetta，執行公法者到頭來變成私仇對象，這是甚麼世界?因為人治，所以仇恨對象變成官員，法治呢?仇恨對象變成國家，所以才有革命嗎?
反拆，還是反低價?反對的目的是自利，還是他利?
如果這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他能夠一開始就捐出建物，就積極以愛心與文史心態籌畫部分家園的完整性嗎?就好像台中黎明幼兒園案例，如果一開始就將幼兒園土地捐出，使其可以被排除於自辦重劃區之外，完整保存，還會有後續的抗爭嗎?
這當然是強人所難的說詞，誰有那麼多閒錢愛心，可以無視徵收補償的收益，大筆一揮捐出自己的所有呢?
也因為如此，當大愛不在，任何形式的抗爭到頭來只剩下價錢高低可被評論。
台中大智路大樓徵收價錢加倍後，舊家的情懷馬上可以在新家被實踐。這是濫情與懷舊之外的現實，不是嗎?
迷信與信仰的美麗與哀愁: 小我與大我的民主之爭
一個人悲情叫做可憐，一群人的悲情叫做信仰，是這樣嗎?人很複雜，小說與戲劇可以生動地描繪一個人，滿足劇情的需要，但是戲劇落幕後，人可能又變了。有人選擇喜新厭舊，有人選擇從一而終，沒有對錯，這是信仰的開端，關起門來，互相取暖，有甚麼不好呢?
這是信仰，也可能是迷信，執迷於特定事物而無法自拔，而一起沉淪，享受那種莫名的快感。我們變成一個社群，迷信也好，信仰也好，上地與撒旦本來就被各取所需。
是迷信，所以可以犧牲大我、拯救小我。是信仰，所以可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這樣嗎?無數小我構成的大我，是否依然被排除於他們門外，根本不入流呢?
捍衛僅存的住家是一種信仰，但是捍衛僅存的舊屋，且對鄰居已經造成困擾的危屋，難道真的沒有小我與大我之分嗎?
小我是多數決，民主機制的犧牲者，或者是參與民主的一員而已。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然後呢?將少數極大化，使其不受決議的影響，甚至將少數排除，使其免於被犧牲，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嗎?
回到基本面: 都市計畫執行工具論
如果對計畫沒有共識，照理說，就沒有執行的問題。反之，如果各界對計畫執行有一定共識，我們要問: 執行計畫的工具足夠嗎?換地、換屋、重劃、徵收、購買、安置、合夥等工具，真的足以促成計畫的執行嗎?
執行之外，配套工具，安置、補償，還剩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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