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個活動邀請，名稱很有趣: 以威權統治者命名之街路名稱更名策進方案座談會。街路名稱對在地居民認同感凝聚有高度價值，也是城市自明性重要象徵，從巴黎香榭大道到紐約第五大道，這是當地居民與各國遊客認識該都市的重要場域。
反之，以威權統治者命名發生在台灣戒嚴時期，沒有人可以制衡之，戰後至今即將屆滿80年，到處存在的威權統治者街道及大中國地名，對台灣人的自明性建構明顯有害。
更甚者，這些威權統治者的名稱通常與該地區主要街道冠上等號，等於掐住一個地區的脖子，令人不自覺地臣服其中，更名實在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行政院促轉會2021年發現
促轉會調查，地名的賦予涉及空間認知和在地認同，反映地方歷史脈絡與區域特色，具有凝聚地方社群意識的功能。二戰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於1945年公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
該辦法規定，凡是街道名稱「紀念日本人物者、伸揚日本國威者、顯明為日本名稱者」，都要在2個月內，依下列項原則重新命名：
一、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
二、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
三、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四、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促轉會於「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指出，台灣在戰後初期推動街道名稱更改，是為了掃除日本統治遺緒，但當時並未顧及在地歷史記憶、保存足以辨識的區域特色，而是透過新的威權意識，清洗舊的統治象徵。
在辦法頒布後，1946至1947年間全台道路進行改名，現今各大都市街道命名架構在此時期大致確定。而戶政改隸後，台北市及台灣省先後公布「台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台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辦法」，保留名稱改正辦法的前三項原則。
此外，促轉會利用內政部地名資料庫、村里街路門牌查詢系統及文獻史料，已製作完成「威權統治相關街路名稱清冊」，標記門牌數量、空間位置等資訊，要作為後續規劃的基礎資料。
據統計，全國以威權統治者命名之街路名數量合計達355（條）處，其中以「中正」為名的道路有316條，以「介壽」為名者有28條，以「經國」為名者為11條。
以高雄左營「介壽路」命名為例，1950年海軍總司令部要求海軍服務總社為道路命名，總社原擬為「復興路」，後來海軍總司令部逕改為「介壽路」。現今屏東縣新園鄉曾在一鄉之內分別在港西村、崁頂村、中洲村、越溪村設置4條中正路，後經行政區域重劃，仍有3條保留至今；台中大甲市區則有1條「蔣公路」。
促轉會指出，我國街道命名與更名事項，屬於地方政府自治權限，非單一機關可以處置，建議在符合中央及地方權限劃分原則下，建立中央與地方「協作處置」威權統治者命名街路名稱的統籌機制，透過「街路名稱的整併」規劃，對全國道路與鄉鎮區等名稱提出「整合性計畫」，以作為地方政府進行街路名稱「去威權化」的評估基礎。
台灣大道的由來
台中的台灣大道概念起源於2002年一項行銷台中的委辦案，當時的規劃者大膽提出: 想到台中、要能夠先想到一條響亮的路名，這條道路要能夠反映台中的歷史文化與風情民俗。
左想右想，當時的規劃者選擇舊市區火車站前的中正路、市區外圍的中港路及通達台中港的中棲路三條道路整併為一條長約24公里的省道，重新命名為台灣大道，並且將其分成五大段: 分別代表歷史、生活、科技、景觀及港灣台中，這條道路連結清代台灣省城、日本時期台中火車站、十大建設高速公路及台中港，見證大台中一百多年發展軌跡。
這項行銷台中的創意發想於2012年7月1日得到台中市政府的認同，進而促使改名台灣大道成為事實，只是原構想的台灣大道分五段計畫沒有被台中市政府當局採納，改為九段及後來的十段，十分可惜。
道路更名的策進方案可以分成多種形式，直接改名與間接改名。(對抗版與昇華版)
原本存在中國各省分的中正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台後，直接更名，例如上海中正路1950年更名為延安路，即為代表。
台灣大道的作法不直接挑戰道路名稱的性質，採取間接改名，先提出一個高於該道路性格的名稱，使其產生質變，過程中，中正路自然消失，也沒有引起太多的反對聲浪。
直接改名的好處是挑戰威權人名道路名稱存在的負面價值，強制其存在走入歷史，過程中容易引起各種意識形態爭議，以威權對付另一種威權，也不失為可行作法。
台灣大道案例的啟示在於，只要能夠找到大於威權人名的名稱，轉型正義自然產生。
處處可見的中正路傷害的是台灣人的心靈，生活移動點滴之間，因為習慣，讓我們看不清楚這位威權統治者的黑暗，往好處想，中國與台灣真正的共識是，一同去除中正路，取代92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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