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土地面積360萬公頃，從日本人統治開始才有所謂的國土調查，至今100多年了，竟然還有幾十萬公頃土地屬於未登錄土地，意義為何，實在耐人尋味。遑論存在40多年的非都土地，這個怪獸名詞，沒有任何規劃作為，卻穿上規劃的西裝，美其名有所謂區域計畫及開發許可審議制度，卻是無能專家與環境傳道者的舞台，開發與反開發的背後其實是秀場與鬧劇，何來理性的政策討論與辯論。
環視世界各國，土地規劃與管理本屬地方業務，因為地方政府距離土地現場與人民最近，然而，這麼簡單的道理卻在過往殖民統治時期及當代民主自由化時期沒能得到實踐，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自認為上級機關，即使對地方民情與土地屬性了解有限，還是穩穩握住土地規劃與管理的最終核定權，即使編制人力相當有限，還是自以為是地攏絡一部分自稱為專家學者的北部人，對地方政府行使調查權、規劃權、政策調控權及開發核准權，說三道四，說不出一番具備在地性的道理，卻自以為是地認為是替天行道，一副全國一致性的公平正義大旗在手，嚴重背離地方制度法隱含的地方自治精神而不知。
(也因為如此，地方政府規劃人員多數選擇將責任推給中央(內政部不准，我們也沒辦法啊!)，當個沒有意見的乖乖牌，嚴重背離規劃教育強調的公共利益追求與捍衛者精神，更遑論因為長期沒有績效，通盤檢討一作十幾年，導致人才流失、組織編制嚴重不足，能留下來的，唉。)
即使來到六都時代，各都皆有優秀的在地人才，面臨國家政體消失危機的中央政府還是不想覺悟。自以為是的中央政府官僚手上其實掌握近2/3的國有地，面積將近224萬公頃，這些國公有土地從來沒有過嚴肅的規劃與盤點，反之，這些國有土地分屬至少5000個使用與管理機關，各行其是，即使是掌握21萬多公頃公有非公用土地的國有財產署，以及將近10萬公頃甘蔗田土地的台糖，這些總值超過5.3兆元的國有土地(是否包括地方公有土地，其實並不清楚，因為國家與地方分屬不同治理機構，誰有閒情逸致去了解呢?)，因為四處分散，被各自擁有，或者私吞他用，老實說國有土地處份與管理是一個嚴肅問題，但是只要國有財產署存在一天，這個問題永遠無解，也不會有任何單位有任何動機想去了解，水清無魚，中央單位能撈則撈的心態，誰能奈何? 立法委員說不定也想分杯羹，何來監督與總體圖像之需，之求。加上國有財產署本身被置入在財政部，立足點歪了，國有土地更不可能被用在國土資源保育、公私有地交換媒合、歷史共業化解、宜居遷村等轉型正義重點工作。
上樑不正的基礎下，由中央主導的國土計劃樂觀嗎?一點也不，根本沒機會。計畫是資源分配的重要依據，連自家後院都無能管理的政府，何來介入私人土地、私人農地處分的資格?這麼簡單的道理，至今竟然沒辦法在國土計畫討論中得到重視，更加說明，即將到來的國土計劃程序與法條，只是笑話罷了。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要積極地跟守舊的國土計劃群展開對話，基於此，我先提出一個主張:將國土分成三大類: 城鄉區、糧食區及國家公園區，三者面積比重上限分別設在50萬、60萬及250萬公頃。也就說將台灣的國土一分為二:3成發展區、7成保育區。前者以私人土地為主，後者則以國公有土地為大宗。
城鄉發展區之規劃、核定、開發、核准、變更權力改隸地方政府，中央只扮演監督角色及緊急介入之義務。糧食區則由中央與地方合作，就優質、不受干擾糧食生產環境之創造合組執行團隊，整合水利、產業道路、土壤、污染防治、環境營造、鄉村風貌、有機農業、數位履歷產銷、農民福利等單位，以分工方式合進出擊。國家公園區則以保育為主，減少例外案例，這是中央必須全力投入的領域，地方只能尊重，配合減少例外。國家公園區也是原住民傳統領域，兩者有合作的必要性與文化底蘊，更甚者，任何開發行為必須受到保險公司的背書，開發者必須負擔開發導致的災害損賠。
新主張的邏輯很簡單，都市計畫已經執行多年，40多萬公頃的都市計畫土地已經跟企業、家庭、銀行與保險公司擁有密切關係，不可能廢除，也不應該輕易擾動，畢竟台灣已經逐漸走入都市更新時代，都市計畫翻轉的年代已然到來。糧食區是關鍵字的體現，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早已列入國家安全會議議程，所謂的農業區、農地根本只是幌子，重點是結果與產出，一句農地總量管制及拆除農地工廠並不會讓台灣就此步上優質糧食生產的王國，我們要的是好結果，不是無用的口號與顢頇的政策術語，限制私人農地總量與創造優質農業生產環境是兩個不同政策邏輯，死抱總量、缺乏積極配套，不但扼殺地方配合的意願，也徒增管制私人農地的困擾與成本，前者根本是一條最笨的道路。
國家公園區的主張最具革命性，理由其實很簡單，這是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後最具成效的一項土地規劃與管理政策，既然有效，當然值得推廣，至於既存的林務局、礦務局、水資源局等單位早應走入歷史，被整併只是剛好而已。
這樣的新主張清楚明瞭，國土計劃主政者，你們還在睡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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