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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與深度，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衝突。
從經貿衝突到文化戰爭：近代東亞史的反思
（2019年10月19日 大紐約區台大校友會年會主題演講）
摘要
美中貿易、關稅以及貨幣的戰爭，已經廣及更大的範圍，那就是國家文化力量的競爭。中國的大陸世界觀是中國近世以來衰落的重大原因。事實上，從宋代以後，中國已經逐漸向海洋發展，甚至到了鄭成功的時代，中國的海上力量都還是領先世界的。但是中國人一向不重視海上貿易及海洋世界的重要性。這就使中國讀書人一路忽視海洋文化。
現在中國開始建設海軍，這個發展當然是對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設一個與之相應的海洋文化 – 文學、思想、藝術。許多學者認爲海洋和海島發展出邊境的可預測性，以及有規範的自由思想。大陸的浩瀚及不斷需要“逐水草而居”的無邊境性，容易孕育出專制及不可測性的生活方式。這種説法雖然不是很可靠，但是如果從實際的歷史來説，其實也不無道理。
近代東亞的歷史充滿了很多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衝突與矛盾。日本倭寇（海洋文化的產物）騷擾中國的東南海岸，其實也是中國的沿海社會對北方大陸政權的抵制。史家必須對近代東亞史作更爲深入的思考。由此才能對許多東西文明的對立現象做出更爲合理的解決。
演講
從去年底開始，美國總統發動了對中國的關稅戰爭。它的範圍現在已經擴大到貨幣戰爭，摧毀了過去數十年建立起來的全球化貿易體系，廣及諸如科技偷竊，學術交流，甚至於國際政治的行爲準則。
由川普發動的這些衝突事實上從他當選總統那一天就已經開始，它的最終目的就是如他自己所說的“美國第一”。這樣的立場使他走向把所有的強國都當作是敵人，所有的小國都當作是奴隸之路。這樣的總統讓有知識和懂得理性思想的人都一體批判。至少，光是從他推動這些議題的速度來説，都讓人們覺得非常不理性或不近人情。
川普的國際觀是世界應該維護他是世界第一強國的現實。我想目前世界上恐怕還是以美國最有實力，中國應該還競爭不過美國。毫無疑問的，中國人大概很希望取美國而代之，若中國還做不到，那麽就會希望一個建立在多元的地域--政治勢力的均衡的格局。客觀地說，如果美國不願跟中國平分世界，那麽結局就是戰爭。結果會如何？不是美國維持它支配世界的現狀，也不是中國成爲新的霸主，而是人類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寒冷的冬天。對於這一點，提出“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 Trap）的艾利崧(Graham Allison) 因此選擇請美國對中國友好一點，以避免真的打起來。他極力反對川普的霸主看法；他也認爲中國沒有要與美國平分秋色的意向。不過我認爲他說的畢竟是學者的如意算盤。例如他就不敢說美國應該與中國平均分配世界的資源和政治勢力。他也不敢像習近平那樣，對奧巴馬(Obama)說，太平洋這麽大，縂容得下兩個大國。換句話說，艾利崧心裏想的應該是：戰爭非常恐怖，人們應該學得更為文明一些。
那麽我現在稍稍介紹一下艾利崧(Allison) 所提出的“修昔底德的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代希臘的歷史家，他寫了一本記錄古希臘一場有名的内戰的歷史，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這場戰爭的兩造是雅典和斯巴達，時間大約是中國戰國時代的初年，也就是說是公元第四世紀左右。我們現在對斯巴達的認識和壞印象大概都是從這本書得來的，例如斯巴達全民皆兵，從小就住在公社一樣的訓練營等等。因爲這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站在雅典人的立場寫的。
在這本書中，修昔底德講了一句話："雅典勢力的興起造成了斯巴達的恐懼，戰爭因此不可避免”（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Allison 把它普及化，說成 “當一個強權威脅要取代另一個的時候，結果幾乎一定是戰爭” (When one great power threatens to displace another, war is almost always the result)。由於Allison這句話很快地被中國學者及政府引用，因此 “修昔底德的陷阱” 就變成了一個國際外交上面普遍被討論的概念。我個人絕對不相信這句話是正確的，不過，它顯得非常合理，特別是對於單純認爲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黑白分明、是非對立，而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本來就是一種零和的競爭的人來説，它當然是正確的。許多中國大陸的人都認爲一個國家的強大是國家生存的天命和目的，因此中國既然已經逐漸強盛，那麽它必然就要取代美國，而要取代美國，戰爭就必不可免。所有的“和平共存”，“勢力的均衡”都只是過渡的暫時狀況。
艾利崧這句話既然在中美兩國都受到注意，他因此就在所任教的哈佛大學政治系開始了一個研究計劃，這個計劃研究了近世以來的十六個嚴重的衝突，結果發現兵戎相見的多達12個，但是近一百年來，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就是美日爭奪太平洋的霸權）之外，有三次卻並沒有發生戰爭。這三次就是：20世紀初年英美爭奪西半球的鬥爭；20世紀後半美國與蘇聯的冷戰；以及20世紀末到目前還在持續的英法與德國之間爭奪歐洲主導權的鬥爭。這三次鬥爭幸好都沒有發生戰爭。最後一場大概可能終於會因爲英國脫歐而落幕。可見修昔底德的説法也不能説是鐡律。
這就引入了我所要說的文化戰爭。我先要提起一件大家未必注意的歷史現象。基本上近代東亞的歷史是東亞海域世界的歷史。影響它真正的發展的是東京，上海，西貢（胡志明市）和馬尼拉等；我們幾乎無法想像西安、烏蘭巴托（舊稱庫倫）、烏魯木齊（舊稱迪化）、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或甚至於德里對近兩百年的世界史有什麽影響。我認爲大概從西元1,000年以後，大陸城市（包括諸如大馬士革、巴格達、長安）已經開始衰落，而到了大概1,500年以後，人類已經征服海洋，歷史的重心明顯開始移向海洋。這個現象在歐洲很早就受到注意，但是中國歷史學者相對就不太重視，反正中外關係一向不是中國學者重視的課題。中國政府和歷史家喜歡用朝貢來處理中國與鄰近國家的關係，認爲中國的大陸文明遠遠勝過圍繞中國的落後國家，包括像越南、柬普塞，日本，朝鮮這些國家，甚至於西洋各國。這個觀念在清朝中葉以前也許還有道理，但是大約從乾隆末年已經不再正確，無法處理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関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崛起，更使得這種“天下國家”的世界秩序完全破滅。第二次大戰以後，日本的挑戰雖然停止，但是海權政治和武力仍然是支配東亞政治的重要元素。戰後日本注意這個問題的人持續不斷，而中國卻一直到2000年以後才開始重視海洋國家應該有的配套政策和世界觀。
中國從宋代開始已經是一個海商貿易的國家。南宋時海上貿易所收的稅已經多過傳統的所謂“兩稅”（田賦）以及内河貿易的商稅（數額很小）。到了蒙古人打到福建時，泉州人竟然是依靠一個姓蒲（蒲壽庚,1245-1284）的阿拉伯裔的人來與蒙古人和談。明代初鄭和下西洋的故事更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但是鄭和死了以後，中國政府停止海上探險的活動，後來更因爲日本和中國東南沿海有許多海盜活動，所以開始了禁海的政策。理論上中國對外的海洋活動應該已經完全停止，一般中國歷史書給我們的印象也是如此。我們對中國沿海的想象就這樣被歪曲。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16、17世紀以後，東南及東北海岸都有非常繁榮的海上貿易，中國海盜與日本的“倭寇”對抗中國的禁海政策，並且與歐洲東來的西方海上帝國爭霸。這就是鄭氏王朝的意義。可惜我們關心的卻在於“正統”與否及忠孝價值的課題。從明末以後，中國大量移民東南亞。他們曾經在婆羅洲建立了一個現代共和國國家（1777，稱爲“蘭芳公司”；模仿“荷蘭東印度公司”）。這些發展差不多完全在我們的歷史課本裏未曾受到正確的處理。在座的各位校友知道這件事的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日本很早就認爲海是他們命脈之所在。蒙古人進攻日本，被海上來的神風打敗，這個經驗使他們認爲海洋才是他們的屏障。豐臣秀吉也曾想進兵朝鮮，主要是要建立海上王國。德川家康打敗織田信長之後，開始了德川幕府，於是成爲東亞最早期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日本史學家都認爲江戶時代的日本實際上已經開始有中產階級和市場經濟，而都市的發展也十分進步，基本上已經預備好與近代接軌。日本的海洋美術也就是這個時候大量地發展起來。因此到了1868年，日本完全可以順利發展成爲東亞的第一個現代國家，甚至於開始推動帝國體制。
文化上的特色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文學（中國文學很少稱讚海洋的）、思想（從來沒有思想家用海洋來談論宇宙的）、海上的貿易等等課題，更影響了中國造船技術的發展，也鮮少有書討論海戰戰術（除了《武備志》一書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的系統著作）。我以前曾經在台大的演講中指出中國藝術和文學對山的想象非常丰富，但是對海洋卻總是負面的。這樣講可能有人會反對，但是總體地來説，這是不錯的。中國人雖然在北宋末年已經有船上安裝羅盤的記錄，但是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船隻才漸漸有航行進入大海的情形。各位或許都記得小學時我們都背過一篇課文：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捕魚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聽狂風怒號，
真叫我們害怕。
這個課文反映的是傳統大陸性格的人對海洋的想象。中國歷史上，大多數寫到海洋的作品都是帶著恐懼的心態來寫的。例如《莊子》說河伯與北海討論江海的大小，這才知道海洋才是不可瞭解、難以側度的對象。所以我們說“望洋而嘆”。杜甫的名句：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何等淒涼！蘇軾被貶到海南，寫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絕冠平生”，後來被貶黃州，又寫下“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簡直認爲海洋就是他貶官的去處。反映了中國人失敗就是要被貶到海邊去。這幾年來，由於臺灣史的研究，許多人開始注意傳統中國文學中的海洋想象，但是這個真的是近年來的情形，而且大多數的學者都無法證明中國傳統文學對海洋有太多的寫作。
近20年來，中國建設海上霸權，目標非常明顯，途徑或戰略是不是正確，這個當然可以商榷。不過讓我先來討論海洋國家與海洋霸權之間的吊詭關係。歷史上有名的海權國家包括古希腊，中古以來的西、北歐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國。美國地大物博，但是嚴格來説，畢竟還是一個海權國家。德國則嚴格地說，仍然不算是一個海權國家，雖然他的海軍在20世紀初期也非常強大。這裡不想浪費時間討論每一個國家的所謂“海權”特色。我主要想指出的是這些國家差不多全是民主國家。有的同時是海上霸權，而内政卻施行民主制度。美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國和日本至少在成爲海上霸權的時代，也已經有了議會政治，而後來也都走上民主制度之路。這個是歷史的事實。總之，海權國家基本上面都比較認同民主的理想。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民主的理念。
我這裡說的“民主”主要是採用當前政治學者通常接受的定義，用《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就是國家的權力掌握在人民的手裏。這是理想。其實它與中國人從上古時代就講過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聼”是一致的。民主制度則是人們設計出來達成民主理想的各樣制度。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自稱是共和國，實際上就是認同民主。共和國是羅馬人在成爲帝國之前的制度，基本上是仿自希臘，都是好政府的理想，認爲國家（特別是城邦國家）的主權屬於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明顯是獨裁國家，但是也自稱是一個共和國。
古歐洲的海權國家最重要的本色就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擴張，製造殖民地。希臘土地貧瘠，所以大量移民海外。他們帶著希臘的文化建立各樣的殖民地，而這些殖民地也成了豐富希臘文化的基地。希臘本來的文化則又是由克利特傳來，所以西方的海洋文化歷來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啓發，一般也都是採用城邦政治，甚至於模仿雅典，或特別是羅馬的共和體制。但是他們的文化也豐富了希臘羅馬的文明。
更重要的是航海的特性： 人類在沒有發明羅盤以前，大致都要靠著海岸航行，不敢隨便航向四顧無人的大海。希臘及早期的羅馬發展成爲海洋國家就是因爲他們是在地中海，而地中海又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内海，因此他們兩國人所認識的海洋與平地幾乎相同。
希臘最最著名的戰爭是波斯戰爭。事實上，這場戰爭強化了希臘人對海洋霸權和生活方式的信心。對希臘人來說，海洋生活和文化是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也是穩定的。波斯是君權專制，也就因此造成所謂“獨裁”，甚至於“暴政”。在歷史上，波斯其實對外族的宗教是相當寬容的，猶太人的經驗就是如此，波斯國王亞哈隨魯（Ahasuerus；Xerxes I）就娶了一個猶太女子以斯帖（Esther），從此猶太人就被接受住在波斯，一直到今天。但是不能否認的是東方專制（因爲波斯在希臘的東方）的想法一直存在西方人的歷史想象中。晚到十九世紀，馬克思也認爲中國的歷史發展形態與西方不同，有它的“東方社會”的特色，而這個特色，大部分的左派思想家便認爲是專制。總之，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等國最懼怕的正好都是專制國家。
有趣的就是：東方對西方來説，在歐亞大陸的東邊，這些大陸型的國家偏偏總是與君主專制連在一起。中國或波斯之外，後來入侵歐洲的大陸蠻族、匈奴、蒙古帝國，伊斯蘭帝國都是例子。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國家不全都是專制國家。說他們是專制，這是西方歷史家的偏見。事實上，英國劍橋大學印度裔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Amartya Sen 便很稱讚莫臥兒帝國（特別是阿克巴[Akbar] 國王）的大公主義。近年來奧柏林學院的Jack Weatherford教授便主張說近代世界重要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寬容）很多都是蒙古人帶來的。當然，我們不否認西方的歷史學家有他們的偏見。不過重要的是：這些稱讚大陸帝國對現代文明的貢獻的人，着眼的是文化的貢獻，特別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國的火藥、印刷術、鑄鐵、蠶絲的技術、印度的代數觀念等等例子非常多。甚至於我們更可以說帖木兒帝國對歐洲文藝復興有極重要的貢獻。但是他們畢竟沒有發展出尊重憲法，強調自由，接受民主程序的政治。
有歷史學家指出，這些帝國應該與草原帝國分開來處理和研究。所謂的草原國家就是如匈奴，早期的突厥，通古斯族的夏，契丹族的遼，女真族的金，沒有文字以前的中亞地區的諸國。這些内陸國家由於很晚才發展文字，所以在文化上無法留下清楚或重要的記錄。這些國家缺乏穩定的疆界，不斷的遷徙、逐水草而居，所以一般稱爲遊牧民族。但是一旦開始定居的農業，學習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生活方式，建立行政體系和政府，那麽他們就成了大陸國家。然而，大多數也都採用集權的君主制度。由此可見，不管是上面所說的大陸型的國家或帝國，或是遊牧民族的部族組織，他們的政治制度都避免不了專制和集權。爲什麽這樣呢？
首先，遊牧生活的不安定性遠遠大過近海航行的海洋生活。海洋的界限從人類開始航行就非常清楚，而且不會經常大幅度改變。但是陸上的帝國疆域就常常變化，而且受氣候變遷的影響也比較大。十三世紀亞洲北方大陸開始變得乾燥，驅使女真人及蒙古人往南遷徙，與中國文化有了更爲緊密的接觸，這才使他們發展了有組織的帝國。蒙古帝國雖然衍生各種不同形式的帝國，包括上面所說的帖木兒帝國，綿延二百多年之久，甚至於在15世紀的印度又借屍還魂，成就了莫臥兒帝國。但是這些國家或帝國沒有一致的文化，缺乏穩定性，一直需要借用暴力和獨裁政治來維繫它們的凝聚力。
然而，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大陸型國家在近代以前，物質文明的創造力卻比較豐富。中國及伊斯蘭國家明顯發展出科學革命以前絕大部分的生活工具，不少偉大的文學作品，乃至於科學的發現。上古的印度文明發展在恆河及印度河流域，也是一個大陸型的文明。它對印度及地中海文明的貢獻也昭昭在目。我們從希臘古代的作品裏可以看見文明的流向大多是由中亞、印度流傳到地中海地區。
相比之下，海洋帝國的特色是積極地吸收外來文明，充滿了彈性和與時俱進的生命力。當然，這種對外吸取物質的特色使得海洋國家不能不不斷地擴張：不怕透過吸取新文化及經濟掠奪來維持不求自足的生活方式，而維持長久。
大陸國家的内在生命力到了地理大發現以後，無法因應海洋國家的予取予求，於是就逐漸衰弱。毫無疑問的就是海洋國家雖然具有民主國家的彈性，使用的是比較接近民主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但是它卻必須不斷擴張，汲取外來的資源，最終發展成爲帝國，或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吊詭性。相比之下，大陸型的國家就缺乏這樣的動力，專注穩定或說“維穩”。
這個吊詭性也可以在西歐近代的思想史上面看得很清楚。一方面，英法荷諸國在海上競逐，發展殖民地，最後更演化為帝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同時發展了理性的科學，並在啓蒙運動的時代發展出前此未有的近代民主自由、資本主義、民權思想等理論及制度。這些都令世界各國欽佩嚮往。發展出廢除奴隸制度的也是這些最早到外地去擄掠奴隸的國家。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吊詭？（順便說一句話：殖民地這個字源出法文，是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第一個使用的。孟德斯鳩本人就十分反對殖民地；亞當斯密則反對奴隸制度。）
所以我的結論是；近代東亞歷史的内在矛盾就是如何面對大陸型國家的困窘。他們想要面向海洋，卻被絲路的想像所捆綁，難以脫身。明末的東南海盜和倭寇代表的正是對大陸性世界觀的反抗，它持續了一百多年。事實上，今天的香港問題正是海洋霸權發展的結果。但是處理香港的問題，中國如果繼續循大陸國家的思維，我個人就認爲一定會出亂子。我對香港目前的問題曾經寫過一兩篇文章，因此就不在這裡多說了。
這樣的困窘顯然在日本比較看不出來，他們甚至於到中國來實習如何擴張。同時，西方的海上勢力已經東來，他們的掠奪性格是東亞國家所一直感受。中國人感受特別深，但是，日本人卻早一步看出海權國家的吊詭性格，因此他們在明治維新之後，馬上開始學習英國的議會制度，推動君主立憲。日本帝國的興起卻同時帶給它的國民有自由開放，乃甚至於多元社會的價值。這一點在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但是能把它放在世界史的脈絡看的，非常的少。就是許多西化派，也未必真正感受到這種吊詭性。事實上。在1920年代，臺灣對西方的認識還勝過同時候的中國人。我用一張1920-30年代的圖片來説明當時臺灣的西化情形。
中國下一步該如何走？我的答案已經在海洋文化的吊詭性的敘述中提了出來。中國發展海洋的世界觀，以及強大的海軍力量。這都是不可免的。同時，它必須也欣賞海洋文化的理性、民主、及自由的價值，在文化上面反映這樣的特性。不然它的海上霸權會像日本一樣，稍縱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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