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麼一則新聞討論:
看似農委會贏了一局，但實際上全國農漁村都陷入了新一輪的土地開發熱潮 : 遏止光電掠奪農地，農委會上週宣布修法加嚴管理，太陽能業者痛批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不接地氣」，呼籲應釋出農林漁牧土地，以利開發。陳吉仲表示，應重新思考屋頂型的所占比例，而非挑動敏感的農地釋出，引發社會對綠能的批判，反而讓整體能源轉型政策蒙上負面陰影。
2015年報導: 對農民來說，如果出租農地種電，以一分地規模來計算，綠能業者每年付給農民的租金行情從2～4萬元不等，看似不多，但是跟過去一年兩期休耕補助可領9000元，或是種稻一期一分地淨賺約7000多元、兩期1.5萬元相比，甚麼都不用做就可領年租金超過兩萬元，而且保證收入20年，出租農地種電顯然有吸引力得多。
根據綠能業者估算，發電1度(kw/h)約需3坪太陽光電板面積，建置成本為7至8萬元不等，若一分農地（293.4坪）覆滿太陽光電板，總投資成本約需782萬，每小時可發電97.8度。以設置地點雲林縣為例，經濟部能源局的統計顯示平均每日發電時數為3.51小時，104年度能源局提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競標對象電能躉購費率」當中的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每度收購5.7378元計算，一年365天發電收入約71.9萬元。（97.8*3.51*5.7378*365=718,926）
由於台電保證以相同費率收購20年，因此投資一分地的面積發展「種電」，大約10～11年即可回本，滿20年預估總發電收入約為1,436萬元，扣掉總投資成本782萬元，淨賺654萬元，獲利率超過八成，平均一年獲利超過30萬元，換算成銀行定存利率至少9%。若一次種電面積達到三分多地，一年坐享百萬收入更是輕而易舉。（以上為未計算太陽光電板發電遞減的情形，若計入每年發電遞減率1%，20年預估發電總收入必須打9折計算）
在賣電獲利率超過八成的情況下，即使一分地每年要付給農民地主2至4萬元不等的租金，也只佔去發電淨收入的一成不到，綠能業者仍有七成多的獲利空間。農民在家坐領種電租金看似比種稻輕鬆又賺得多，但比起綠能業者的投資獲利，只不過九牛一毛。
個人回應:
這樣的標題好嗎? 內文看起來雙方還有些許對話，怎麼標題讀起來變成對立?
農地既然屬於私有財，本來就有不同使用想像，就如同個人一般，任何妄想透過國家機器限制、指導個人或農地進行單一使用的思維，到頭來必然徒勞無功。
農地多元利用就如同個人多元發展一般，有何問題呢?農地"農用"被放在個人身上:人人讀書拿博士，有何差異?
農地農用: 政策方向，還是意識形態綁架?
農地農用論，何時了結? 規定農地只能農用，是否與規範公民只能從事特定行業可類比?或者說，農地要轉成他用必須要經過嚴謹的轉換程序，才能達成。如此一來，農地並非不能農用，而是要經由中間人協助才能達成，創造新的經濟價值。
誰是中間人?投資者?熟知法令者?還是政客?誰有資格擔任此一工作，台灣農地幾百萬筆土地，誰優先轉換?誰能決定順序?
黃樹仁(2001年): 農地農用意識型態與台灣城鄉發展
1970年代初，國內外政治經濟巨變的巧合匯集，使臺灣朝野產生了強烈的農業與糧食危機感。以農立國的傳統觀念、保障戰時糧食安全的考量，與平均地權的觀念，共同促使臺灣朝野產生了農地農用的意識形態，導致一系列限制農地他用的土地立法。農地農用從此成為臺灣土地使用的主導意識形態，有效阻卻了此後土地政策的反省與檢討，因此也嚴重妨礙了臺灣城鄉的健全發展。本書除分析上述現象因果之外，也提出對應的政策建議。
以農立國、糧食安全及平均地權三大主軸，真的讓我們看清楚問題的本質，還是誤導了我們?
二十世紀台灣農業產出持續上升，只有在二次 大戰末期前後數年因勞力與肥料不足等而下降。土地改革發生在戰後 台灣農業復甦期間，以致於使人誤以為土地改革促進農業發展。
工業化帶來的經濟轉變、農業的相對衰微、加上國際政 治經濟危機，這些因素在 1970 年代初的偶然匯集，導致台灣在 1970 年代初滋生了前所未見的農業與糧食危機感。因此，從1973 年開始， 一連串的農業立法與土地修法，確立了限制農地他用的政策，企圖藉 此保障農業與糧食生產。
思考的惰性，使我們的 社會繼續沿用 1970 年代台灣社會轉變危機時代的思考方式與法令。 結果便是舊時代的觀念所產生的不合時宜法令，成為工業都市社會發 展的障礙。舊時代的法令與思考方式，在急劇社會經濟變遷後，不但 已失去積極功能，而且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災難。但社會大眾卻仍將 舊觀念、舊法令視為理所當然，抗拒改變，甚至自以為這才代表正 義。
黃樹仁也認為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不是命定的：「與土地改革無 關的原因使支持土地改革的陳誠掌握台灣軍政大權，並在遷台之後的 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行政院長，因而使支持土地改革的陣營得以克服國 民黨內反對者的阻撓，而推行其在大陸時無法實踐的土地改革主 張。」至於國民黨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能力，又依賴於：「日本殖民 政府在台灣建立了嚴謹的現代戶政、地政、執法等基礎行政能力。這 基礎行政能力在戰後為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使其獲得在大陸時從未擁 有的基礎行政能力，因而能夠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但日本殖民政府 雖然留給國民黨政府現代國家的基礎行政能力，卻也設定了這基礎行 政能力的極限。」由於「日本殖民政府未能處理台灣複雜的共有地產 權分割繼承的問題，使國民黨政府倉促實施土地改革時，無法公正處 理佔私有耕地與出租耕地過半的共有地，終使大多為貧窮小地主所有 的共有地成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時主要的犧牲者。」
《我們記憶中的黃樹仁（1955─2016）》台北大學社會系，2016
- 第一章 總論
- 第二章 方法的反省
第三章 限制農地他用的法令- 第四章 戒嚴的城市：限制農地他用的政治經濟後果
- 第五章 善意的惡果：農地農用與農業停滯
- 第六章 農地農用：陰謀或意識形態？
- 第七章 以農立國？
- 第八章 糧食安全？
- 第九章 平均地權？
- 第十章 臺灣城鄉的明日：政策建議與評估
- 第十一章 觀念的反省：意識形態與其意外後果
- 參考文獻
《挑釁的提問：臺灣研究的歷史與社會探索》2018年出版過程
臺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陳宇翔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黃樹仁教授就曾數次提到，倘若他那天發生意外，要記得把他電腦裡的檔案整理出版，那是他多年來累積的研究心血。當時雖然只是不以為意回應他，但心中卻默默記住這件事。在樹仁去世的數天前，終於有機會去探望樹仁，這是癌症治療後第一次見到他。當時他已經氣切插管無法言語地躺在加護病房床上，之前一段日子他曾陷入長時間的昏迷，但是在探望他的那天，他意識卻意外的清醒。記得當時對他說：我記得他以前的交代，但這件事應該是他自己要負責處理，他應該是要努力讓自己身體好起來，而不是只想將這個工作丟給我們。當我說到這裡時，樹仁瞬間睜大雙眼看著我，似乎是同意我的話。樹仁總是有異於常人的強烈意志力，但這次他卻還是沒有熬過去，幾天後就走了，而這件事就成為我們心中的掛念。
2016年3月13日，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為樹仁舉辦追思會，在會後的黃昏，李丁讚、黃崇憲、黃淑玲、張恒豪、郭文般、洪人傑和我首次開會討論樹仁文集編輯與出版。不久之後，張隆志也加入我們了，成為編輯會議的固定成員。雖然這本書編輯事務主要是由李丁讚與我負責處理，但是每位成員都有其負責的任務，大家都一樣付出許多時間在這本書的工作之中。
在這兩年的週末日子裡，我們陸陸續續開了多次會議，從這本書的性質、主題取向、呈現架構、文章選擇、評論邀稿等等，都是這些編輯會議一一討論出來。一方面，每一次開會事實上都是一次對於樹仁的懷念。在字字句句的討論中，樹仁的形象總會三不五時地躍升出來，彷彿以他炯炯有神的表情與聲音參與我們的討論，甚至熱情地和我們辯論著。另一方面，在這個編輯討論過程中，也強迫推著我們這些與樹仁親近的人，須以更為理性與客觀的角度來思索樹仁在學術研究上的突破與限制，並且在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中為樹仁尋找最為合適的定位。這個編輯過程彷彿讓我們重新認識一次樹仁，並且是更為深刻地。
這本文集以歷史學與社會學為主題，分別收錄樹仁的歷史學論文五篇與社會學論文七篇。我們認為樹仁最重要的研究特色與學術貢獻，是對於學術界主流議題設定與解釋框架提出根本性質問，且常常挑戰學術界或社會的「常識」與「預設」，而他的研究論文即是以這些提問為基礎所發展而成。樹仁同時也會依據邏輯推演而對這些問題提出另外可能性解釋，有時這些解釋甚至會因為缺乏充足資料證據而顯得過於大膽。然而，樹仁的挑釁提問與大膽解釋卻是具有寶貴學術價值與意義，迫使我們一一重新思考既有議題設定及其延伸解釋的限制之處，而這個限制或許正遮蔽住關鍵的核心問題與重要答案。也是因為如此，這本書除了收錄樹仁的論文之外，也同時邀請學術界同仁以評論方式來對樹仁的提問予以回應。
這本書可以順利出版，背後最重要力量毫無疑問就是樹仁的家人，倘若沒有樹仁家人的全力支持，這本書出版計畫可能根本無法有實踐的機會。這本文集出版將是我們對於樹仁最深刻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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