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土地發展權來自政府的賦予，尤其在都市計畫區，這是從1900年日本人市區改正計畫至今延續的傳統，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被設定一個發展總量，多數以計畫人口呈現，然後根據該發展總量，進行住工商等可建築用地的分派，理論上，這些土地使用分區的發展量(樓地板面積)加起來要與計畫人口相當，搭配適當的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構成一個生活區。
這是理性規劃的理想。只是，這個發展權分派理想在非都開發許可、過小細分區及公設容積移轉等變數的干擾下，經常受到誤解，甚至扭曲。
為了實踐發展權，都市計畫利用徵收、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等手段，進行土地整體開發。在此之前，計畫只是書面與圖面作業，沒有執行的壓力與現實。
執行工具是為了達成規劃理想，沒有工具，規劃只是藍圖。問題是，執行程序正義這時候卻被掛上土地正義的帽子，變更農地為建地，成為罪惡的代名詞。
現實面呢? 社會前進退步的方向誰決定?誰能決定?甚麼時候決定?有些議題可能比較簡單，例如部分地區或聚落道路狹小，影響安全，透過計畫可以劃設道路用地，在此過程中，規劃者與地方政府經常面對一個明顯的難題: 只徵收道路用地，或者劃設更大範圍，以重劃或者區段徵收方式，拉高地價，並且無償取得道路用地，並且完成道路開闢工程，前者影響的是道路用地地主，後者影響的是道路範圍內更多的地主，這些地主透過捐地方式，換取可建築用地的發展權。
上述步驟大概就是過去至少三十年來，台灣各大都市採取的發展模式，在現實面的確創造了不少土地財富，也完成不少公共設施用地的取得與開闢，我們身邊的公園變多了，學校變多了，現代化的氛圍充斥在都市各角落，甚至對比出老舊社區與聚落缺乏公共設施的窘境。
這樣的發展權釋出真的只有利多，而沒有弊端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只是在現實面，進步的外表確實吸引人。
直到最近，台灣社會開始對老舊空間去除出現反省的聲音與抗爭，這時候我們才發現，發展權釋出的弊端已經愈來愈明顯了，我們的都市計畫區可容納人口早已超過現況人口，且在可見的未來，除非移民與人口政策有重大突破，否則這些新增加的發展用地應該不可能被填滿，或者被充分利用。
我們來到再現的現實，發展權可能收回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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