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歷經外來政權統治數百年，對政治與政府的概念相對模糊，主要原因不外乎: 缺乏自主性。在解嚴前，政治權力集中強人手上，政府只是服務強人的龍套，即使有地方與中央選舉，政府與人民的距離還是遙遠，衙門等於政府。
1987年解嚴後，公民力量衝破的報禁與黨禁的限制，人民對政治權力的認知出現質變，政府存在的目的開始被改寫，也因為如此開始區分出兩種類型政治人物與公務員: 黨國型與開放型，前者至今相信威權，後者還在解構戒嚴社會餘毒，還政於民。
甚麼是政府?政府其實是一個複合體，內容組成充滿矛盾與制衡，環保與財政可能會打架，門牌發放可能會跟稅金收取單位意見不一，經濟發展單位可能又與建築執照核發單位各持已見，這些政府單位各有自己的法源依據，很多單位自認為依法行政是他們的天職，問題是，法律有很多種，當法律之間出現競合問題時，誰來化解?民選首長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嗎?
以農地工廠為例，種在農地上的工廠要能夠運作需有幾個前提: 要有資金，道路可以通達基地，地主沒有耕作意願，有人敢執行沒有申請執照的建築工程，門牌單位要給門牌(否則怎麼通信?)，水公司要給水，電力公司要給電，消防單位願意放水，甚至電話公司要給電話，網路公司要給網路，垃圾清楚單位願意清楚垃圾(生活與事業)，材料商願意提供材料，廠商願意簽約做生意，等工廠營運後，稅捐單位找上門要求繳稅，經濟發展單位送上就地輔導合法金牌令，民意代表找上門充當門神，農業單位視優良農田無生產作物為正常現象，說到此，幾個政府單位了?但是一個最重要的單位一直沒有現身: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單位，在地方可能是都發局、建設局、工務局等負責都市計畫與非都業務的主管機關，一旦他們找上門，除了開罰單、要求補件外，甚麼也不能做，因為種在農地上的工廠廠房是私人財產，即使是違章建築，也不是說拆就能拆，違章拆除與否已經是台灣社會從1950年歷史共業至今，主管機關創造的名詞至今沒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舊違章、新違章，認定日期，寬限日期等名詞，只有一個目的: 不能立即拆，拖下去，就不用拆了。
一個政府，百種臉孔，各自表述自己的法律，依法行政四個字變成笑話。
但是對政治人物與政府單位而言，這是嚴肅的課題，因為政府本應一體，否則人民根本無所適從，一個政府，各自表述，犧牲的不只是人民的基本權益，可能是下一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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