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土計畫還沒來臨的時代，台灣所有土地已經完成ZONING，每塊地、每個地籍編號皆有計畫屬性，在都市計畫區，ZONING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公共設施用地等，在非都土地，ZONING包括特農區、山坡地保育區、甲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等。
既然每塊土地都已經被賦予計畫屬性，我們要國土計劃幹嘛?國土計畫能夠改變既有屬性嗎?國土計畫能夠帶來新的利基嗎?國土計劃可以允許農地蓋農舍嗎?
這是很多人在問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可以很有把握的回答此類問題。
今年啟動的15條修正案，增加行政院核定國家重大建設之汛行變更霸王條款，引動了一波的社會辯論，我們或許從中找到國土計畫的社會定位。
社會定位
計畫不等於開發，但是有了計畫才能邁向開發，有了開發土地價值才有機會提升。這是長期以來的線性思考，土地變更可以讓人身價翻倍，卻不用負太多的責任。
Who is accountable?可責性
齊柏林的空拍片暴露的台灣國土的美麗與脆弱，愈來愈多人在問: 誰要負責。
民眾參與還是地主參與?
國土計畫涉及所有地主土地的管制，照理說，國土計畫應該是地主與政府間的溝通橋樑。但是，地主私欲卻可能與社會發展方向衝突，需要一個更公正的協調機制，否則非地主可能會有所抱怨。
興利，還是防弊?
過去幾十年，台灣地區規劃主流是創造生產契機，透過土地使用計畫及變更案，滿足產業用地需求，這是興利價值觀。
然而，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環境受到破壞，空氣受到汙染，河川可親近性低，在此前提下，環保與保育團體認為計畫與審議的重點是防弊，防止土地炒作與土地浮濫徵收。
誰對呢?在全國尺度與地方尺度如何區別兩者的差異?
病徵、還是病灶治療?
環境敏感、易淹水地區聽起來令人不舒服，這類地區的土地使用應該如何規範呢?淹水是病徵，還是病灶?如果是病徵，應該要找出原因，對症下藥。如果是病灶，當然就要開刀移除。
所以說，易淹水地區是甚麼?這是固定不變的地區，還是浮動概念?一個人生下來少了些器官，就被歸類為殘障，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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