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在前頭，台灣的規劃實務應該好好反省一下，為什麼會有人認為:都市計畫看不到人，社子島不是無人島，如果這是外界對都市規畫界的普遍印象，與其反駁，規劃界應該集體自省，當我們走入社區進行田野調查、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社會經濟資料分析，據以發掘課題，據以提出調整內容，我們做錯甚麼了？我們少做甚麼了？
早期的規劃係以整體開發為考量，缺乏細部規劃，這種福特型模式被詬病缺乏人性，近期規劃逐漸重視細部規劃及設計規範，也算是呼應細膩在地考量的需求。
其次，早期規劃過於重視新開發，對於既有建築及老舊社區缺乏同理心，現況調查更是粗糙，殊不知，這種喜新厭舊模式本身根本違反永續發展理念，原因之一在於過往建物興建者不重視建築壽命，過程中出現太多拼貼性構造物，導致使用者對老建物缺乏信心，這些問題是否正在隨著時代改變而有所提升，也考驗著新一代規劃者回應SDG帶來的挑戰。
先規劃、後安置?
規劃著重整體，嘗試整合土地資源，進行合理的分派，並以公共設施用地為要。
安置著重個體居住權，這是大於財產權、具備人格權的領域，動輒得咎。
規劃者可以預設立場，在資源調配過程給予看似需要安置者任何關懷嗎?
台灣開發史上幾個安置
有人形容台灣島上有個三民主義DNA，難民、殖民與移民。難民在母國社會生存出現問題，或者看到新的機會，選擇向外發展，歐洲人在１７到１９世紀選擇美國新大陸，中國沿海居民選擇台灣，渡過黑水溝來到台灣屯墾，唐山公的無奈，在台灣找到新故鄉，組成新家庭。難民變成住民，甚至回頭歡迎家鄉的親朋好友。
殖民者在１９世紀末期來到台灣，當時的台灣已經門戶洞開，殖民統治者以高壓方式，引進新的典章制度，壓榨殖民地的資源，在此同時，殖民者也找來母國的住民共襄盛舉，殖民者成立一處又一處的移民村，直到終戰。
1945年號稱是台灣母國的接收大員來到台灣，直到中國失手，大批的難民渡海來台避難，準備光復失土。幾百萬人在短期間湧入台灣小島，原本五百萬人口被迫投入社會資源，安置來自中國的軍公教族群。安置其實就是放個屋頂，隨意開闢社區，隨遇而安。
將近十萬戶眷村在克難資源下，在台灣各地被安置，甚至倒過來喧賓奪主。1970年的戰爭與能源危機，造就了新移民潮。1996年眷改條例，反過來拆掉眷村，改採集中安置方式，蓋大樓、多容積，換取拆遷同意書。只可惜，安置後，住宅又變成商品，待價而沽。
1975年國民住宅條例更令人挫折，花了幾千億元興建20萬國民住宅，到頭來，一樣是商品。
2011年通過的住宅法，直到現在還沒辦法說服社會大眾，社會住宅才是政府應作為事項。眷村改建、國民住宅，一開始就錯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在此背景下，我們現在改由土地法與土地徵收條例信徒投入區段徵收安置戶，桃園與社子島正準備興建安置住宅轉售給受影響戶。看著土地專業人員習慣性地引用土地徵收條例34條對比重劃與區徵的優缺點，個人不禁擔心，難道我們又要走回頭路，準備蓋房子賣給受影響戶，一個政府，多個腦袋，我們真的又要重新開始給奶嘴了嗎?
規劃與安置真的有關係嗎?
規劃沒做好，沒有社會共識，導致末端安置成為補救措施，這是寫真嗎?區段徵收真的是浮濫徵收的代名詞嗎?徵收是政府強奪民地，還是政府為了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的不得不作為?
政府取得私人土地後，除了佈設公共設施外，剩餘的土地可以無止境標售嗎?價錢愈高愈好，市庫進帳愈多，才是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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