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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塊土地長期以來擁有人民,這群人來自四面八方,幾千年來在此奮鬥與發展,也在此生存延續文明的力量。主權問題是台灣人的痛,因為當主權問題與外來統治強權結合後,台灣人在四百年前開始進入被統治時期,荷蘭人、西班牙人、清國人、日本人與中國人,一個接一個統治集團將此當做殖民場所,對我們的祖先而言,生存法則就是沉默與苦幹。

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失去統治權後,帶了一群人來到台灣,在此他們安身立命、成家立業,過去的六十多年,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權無法及於中國與中國人,但是他們卻聲稱無法數典忘祖,他們的中國集體記憶在無形中被灌入台灣人的教育體系與生活語彙,多少無知的台灣人就這樣變成中國人,就這樣忘記了自己的國族史觀與土地連結。

幾十年下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被分解支離,在台中國人的國族史觀更嚴重地與中國在地人脫節。沒有人願意出面解開這個國王新衣,過去不能,是因為後果嚴重。現在不能,是因為心術不正。一個國家,兩種表述。勝者為王,敗者只能隱身草莽,尋求下次的勝利。

這是張大春近年來最讓人興奮的寫作之一。因為精采,所以全文造錄,以留下心情記錄。因為貼切,所以更值得廣泛流傳,以為台灣人的國族史觀打下更深厚的基礎。



速食史學的文明矛盾(張大春)


2011 0111 蘋果日報


 


上周末我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在一次媒體的群訪中,不意間「撞上」這樣的一個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單單括出這看似冒犯人的話語,略嫌沒頭沒腦,必須從頭細說。


2009年,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起了華人出版和媒體圈極其熱烈的反應。此書在大陸不能發行,但是無論透過何種管道,想要取得一部書的內容並非難事;或者即便根本不必詳讀文本,只須摭拾街談巷議,也絕對能夠牽引出許多衝突性的話題。俗謂「引發爭議」,本來就是很便宜的事,投資報酬率卻很高。龍應台的速食史學更可以拿「文學」二字當包裝紙,她很聰明地在出版當下就表示:她寫的是「文學作品」,其譬喻如此:「我先綁了許多歷史磚頭在身上,再一一敲碎,用文學的翅膀飛起來!」還說:「想用『文學的力量』感動讀者,尤其是不知1949為何物的年輕世代。」


龍應台大概不知道,她自己的聲明反而暴露了她心目中想要吸引或說服的對象,說穿了就是對1949年國共分裂「易感或無知」之人。她夫子自道的「尤其是」三字恰是關鍵。「不知一九四九為何物的年輕世代」如果因為「文學」這個堂皇、優雅的字眼,而逕以為歷史的磚頭就是那些在晶瑩淚光之中飛起來的碎片,則吾人一向所謂「青史成灰」之語,還真是一個既動人、又諷刺的意象!


 


文學掩飾空洞史觀


 


速食就是速食,「速食史學」當然也就不是史學。至於是不是文學?還該先問我們對文學有多麼寬鬆或嚴格的標準;或者,該問我們認不認為文學是有門檻的?無論標準寬嚴,也無論門檻高低,起碼文學二字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是化上了這樣的妝之後,掩飾的卻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尤有甚者的不知所云則是:「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居然也就跳空導出了「這才是文明的價值!」如此無稽的結論。


易感而無知之人果有千百種,而今對岸冒出來一個乍看上去不很文明的記者,忽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這位記者不會是唯一一個被「失敗者」之語刺激到的人。


這樣的人到頭來一定會困惑:國府遷台數十年而遠離了「國族價值觀」,究竟是在認知和實踐上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承擔?還是另造一新的國族價值?「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那麼,被模糊掉的就不只是歷史,還有這無情的野火本身了!


龍應台當然可以說:引發爭議本來就是文明手段,就是溫柔的力量,就是民主。起碼我們都還記得:由於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遭停刊。


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話。試問: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倘若文明之人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什麼又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台灣文明的一部分呢?設若台灣應該發展它新的、自有的「國族的價值觀」,它的文明又在哪裡呢?在模糊了之後輕盈得只能飛起來的歷史灰燼之中嗎?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102088/IssueID/2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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