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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都市化現象來的較晚,日本統治初期,全台灣都市化程度不到10%,居住在都市地區,例如台南、鹿港、艋舺等小型都市的人數不及30萬人,都市生活環境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日本統治對台灣邁向都市社會有直接的影響,除了市區改正計畫與家屋建築規則等規範外,西部鐵路系統的貫通,連結了南北都市,也在中南部地區締造了台中市與高雄市,這兩個新興都市援ˊ自日本統治初期,也在日本統治50年間逐漸變成中型都市。

二次戰後,台灣的都市化現象開始出現重大變數,來自中國的移民,人數幾乎是當時總人口數的1/3強,可想而知,在一個均貧的社會,何能吃下這樣的外來人口,都市河岸空間與半閒置空間不到10年光景,幾乎填滿了臨時搭建的房舍,大江南北混居,壓制了都市正常成長,卻也豐富了台灣社會的內涵。

直到1960年代美援的協助及聯合國顧問團的進駐,台灣社會才赫然了解,透過規劃,都市社會有機會走上正常發展的腳步。在此背景下,中興法商都市計畫研究於1968年成立,1971年原本要在台大成立的都市計畫系反而先在南部成功大學找到據點,2年後,成大都市計畫系的協辦人王濟昌教授來到台中,1973年逢甲都市計畫系正式成軍。

換句話說,從1964年都市計畫第一次修法到1973年第二次修法間,台灣社會出現了三個都市計畫專業科系: 中興、成大與逢甲,這個三角結構也構成了往後40年的台灣都市計畫人才搖籃。

走到今天,逢甲都計系1977年第一屆畢業生回校教書的老師即將退休,這幾年陸續進駐的師資涵蓋了畢業30年與15年的系友,這是世代交替嗎? 還是世代已經出現平行線,傳承愈來愈少,改革與改良愈來愈多,能夠傳承的內涵已經快到說不清楚了。

是這樣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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