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7/18 政大徐世榮老師在FB寫下這一段話:
為了實現都市計畫，法律賦予政府兩大手段，一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Zoning）」，另一為「土地徵收（Taking）」，二者的最大差別乃是前者並未剝奪土地所有權，政府僅只是針對土地的使用類別與強度予以規範與管制；後者則是不同，乃是強制剝奪土地所有權，若以農民為例，也就是消滅農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其嚴重程度相對增加許多。因此，不論是理論及實務，前者都應該是比後者較為容易執行。
身為都市計畫人，這段話其實有很多的陷阱。
1. 都市計畫是回應都市化的社會工具，透過都市計畫之規劃程序(planning)，地方政府將一定範圍內公私有土地，通常是農業用地，劃入都市計畫區，並且在該範圍內設定必要的公共設施用地，據以滿足該計畫區人口的需求，這些公共設施用地可能包括道路、學校、公園等，這是都市計畫的首要工作，因為被劃設的公共設施用地多數為私人土地，所以都市計畫法賦予地方政府徵收私人土地的權力，使其變成公有土地，為大眾所用。其次才是為了滿足未來人口居住與工作需求所劃設的各種使用分區，例如住宅、商業與工業等，都市計畫法針對這些使用分區設定不同程度的密度與強度管制，部分地區甚至進一步設定風貌與開放空間等都市設計管制。
2. 換句話說，徐老師說的兩大手段，應該倒過來說，私人土地徵收(taking)並非理想用語，應該改成私人土地納入規劃，以促成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提升，使用分區管制(land use regulation)是為了降低使用分區產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增加區內使用相容性，一個計劃區如果沒有公共設施用地，就沒辦法出現使用分區，前者是完成後者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簡化地說，沒有道路，就不會有建地。沒有學校用地，就不能滿足當地居民就學的需求，沒有公園綠地，地區居民的休閒遊憩機會相對較少。
3. 使用分區管制並非所有權的剝奪(taking)，而是警察權的行使(police power)，這部分其實需要相當龐大的人力與政治力支援，過去的台灣因為缺乏這方面的執法，使很多人認為，各類分區的差異不大，甚至寧願到農業區蓋房子，降低土地成本，這些人賭著，反正不會有人取締。也因為如此，警察權長期受到漠視，導致使用分區管制成效不彰。這部分其實已經形成惡性循環，變成都市文化的一環，任何執法行為反而會被誤認為找麻煩。最簡單的例子當屬，騎樓占用取締與順平規定，兩者本來就是管制規則的必要規定，可是從私人地主角度，占用騎樓可以增加使用空間，減少外人干擾，騎樓變裝可以增加實用性，何樂而不為。
4. 土地徵收其實是以公共設施用地為主，這是狹義的徵收，至於將全區土地納入計畫區，看似被徵收，其本質是為了安排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來服務使用分區，兩者的意義不同，實在不宜混為一談，私人地主是以捐贈一半土地交換可建築用地作為合作條件，也就是taking with just compensation，這是國內近年來土地徵收爭議沒有釐清的核心概念，令人惋惜。
換句話說，比較精準的說法是: planning + zoning + eminent domain + negotiated purchase
都市計劃是透過規劃將一定範圍土地納入需求研究區，在此階段要考量的因子是，計畫目標是否具備公益性，例如透過規劃產生的公共設施用地、產業用地、商業用地、或者現況環境改善等目標是否存在更高的公共價值，如果沒有，或者遠低於現況既有價值的破壞，該都市計畫的規劃作業就應該中止，被納入範圍的土地當可維持現況，屬於私人土地者當可維持私有。也就是說，此規畫階段是各種方案的比較與權衡。(方案0: 維持現況，方案1: 增加公園綠地，方案2: 增加產業用地等)
一旦計畫採擬方案的公共性得到確認，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提出具備規劃理想的草案，這類草案的特質通常是增加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提高地區可居性，過去有很多都市計畫區的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係來自一般預算，而非區內地主共同負擔，也因為如此，很多的公共設施用地劃設後，沒有任何財務計畫，變成保留地。近年來，此類做法已經被大幅度調整，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變成區內地主的共同負擔，透過細部計畫選擇的開發方式，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等方式，由政府或私人實施者先付費進行公共工程，整理出可利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可被開發利用之使用分區，到此階段，雖然看起來是全區土地被徵收，其本質是為了在一定期間內施做公共工程之需要所為，工程完工後，私人地主可以分回一定比例之可建築用地，通常是原土地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透過都市計畫之開發方式，所有地主貢獻一半土地做為公共設施用地，據以交換取回可建築用地，都市計畫等於一個地主會員俱樂部(club)，透過他們的合作所產生的公共設施用地可為非地主使用。這是好的制度嗎?應該這麼說，這是歷經多年才磨出來的社會共識，沒有好壞，只有可接受程度高低之分。從地主的角度，最好的方式當然是無償變更私有土地為可建築用地，有償、共同負擔等名詞，看似公平，其實隱含著南北差異及個體認知差異，很難有共識。
想像一下，沒有規劃，何來道路用地的徵收?誰願意讓出私人土地作為可供大眾通行的路徑?同理推之，讓出土地做為他人道路使用，當然要換回等值、甚至更高值的土地，否則就是被強盜，不是嗎?徵收只是實踐公共設施的手段，並非強人所難的作為。社會對徵收的批判根源在於: 規劃的不正當性、缺乏公益性，而非徵收手段的強制性。
過去的規劃思潮係以計畫人口為發動引擎，理由很簡單，因為面對快速都市化現象，必須有所因應。當代的規劃思潮早已跳脫計畫人口巢臼，改以更具公益性的產業需求、保育需求、環境整頓需求等項目，進而引動輔助性公共設施用地及配套使用分區的增設，下一階段的規畫，看起來將進一步以韌性城市、與災、與水共存、綠建築、智慧城市等為主流，規劃的啟動與確認及後續檢討勢必會跟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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