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四位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現任委員2013/8/20投書蘋果日報的內容:
大埔徵收事件發展至今，已重挫政府之誠信，警察逮捕教授、學生是否執法過當，社會自有公評。但教授、學生為何持續不斷上街抗議，絕非無端惹是生非，問題癥結在於不當的徵收法令與制度，以及執行制度者傲慢的心態。如果有問題的法令制度不改正，政客便有機會藉以牟利，卻冷酷無情地摧毀家園、撕裂社會情感、製造對立。
徵土地應具公益性
因此，土地徵收應具公益性及必要性，而此應是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應審查之事項。但《土地徵收條例》卻僅明定於申請徵收前由需用土地人自行評估，徵收程序中卻未設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參與機制。
另一方面，去年（101年）1月修正《土地徵收條例》已規定主管機關內政部收受徵收申請後，「視實際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但修法以來，主管機關完全認為「不需要」，致規定形同具文。徵收小組委員審議案件時，不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等之看法，也不知實地情況，如何能僅憑需用土地人單方意見，即憑空判斷徵收具有公益性及必要性而核准？
尤其，都市更新事業計劃之審議過程，因欠缺聽證程序，業經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宣告違憲。但影響範圍、層面較都市更新更大之土地徵收，尤其區段徵收，《土地徵收條例》對於徵收審議過程，卻未要求應舉行聽證或公聽會。如此之立法合憲嗎？
地政司長推托責任
鑑於體制外的抗爭不斷，對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質疑不歇，身為委員無奈於現行制度之缺陷與法令規範之不足，使得審議徵收案件時受到限制。於是思索如何從現行體制進行改革亦算是回應社會期待之適當途徑，便請求地政司長能邀集委員討論現有體制應予修正之處，以減少恣意核准徵收而侵害人民財產權益。令人不解的是，竟被回應說委員是部長聘的，他不能越權找委員討論，而予以回拒。
8月14日的徵收審議會上，審議民眾申請廢止徵收做為學校用地案件，該用地徵收迄今已逾23年卻未依徵收計劃目的使用，已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規定，應予以廢止徵收還地於民。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主持會議的地政司長卻說此涉及政策問題，他層級不夠不能決定，這豈不是把責任往上推！人民的財產權益決定在層級，不在是否適法，這種恐怖的認知作為，要政府幹什麼？難怪上街抗爭事件方興未艾。
期盼主管土地徵收之內政部及地政司，能認清大埔事件之問題癥結，以回應社會對徵收制度之不滿與質疑，並從兼顧保障人民權益之基礎上，盡速進行徵收制度及法令之確實改革，切莫反而成為改革之阻力。
★范姜真媺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陳明燦 台北大學不動產城鄉及環境學系教授
★賴宗裕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顏愛靜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這是我的回應:
首先，很可惜，四個人只提到該學校用地後端的徵收程序，卻對該計畫的背景及計畫內容演化過程沒有任何著墨，也對該地區民情沒有特別的說明。
徵收程序只是計畫與政策執行的末端，也是工具。計畫沒有做好，或者計畫做好後，執行者沒有在財政界面給予必要的支持，或者具有基本的認知，後端的徵收程序執行者，很容易分成兩派:
第一派: 回歸都市計畫找答案(計畫變更等)，我猜這是地政司長的考量，
另一派: 如四位委員老師，趁著民氣可用，直接在徵收程序找著力點，要求補正告知、參與、聽證等程序。
問題是: 該學校用地如果已經徵收20多年卻沒有開闢使用，是否也代表該地區學生人口需求沒有急迫需要?也就是這地區很可能是一個人口流失的地區(IE財政能力不佳、地方政治人物缺乏制衡監督、地方首長無能等)。如果把土地還回地主，看似合理與正當，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打破的該地區原有計畫紋理，加上現在內政部推動的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住宅區等手段，該鄰里單元可能步上開發的行列嗎?程序補正後，都市計畫還是原地打轉，意義何在?
本文凸顯的盲點是: 大埔徵收事件已經被無限上綱了，區域計畫、都市計劃界與公共政策界再不回應，到頭來，很有可能DUE PROCESS(程序正義)的堅持會衝垮不少的都市計畫。這雖然並非壞事，但卻很有可能壞了事之後，留下更難收拾的戰場。
其次，都市計劃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在本質上本來就具備公共性與公益性，這是計畫決定，並非徵收當下才決定的，也因此，要談論徵收的公益性，應該回到計畫書圖內容，透過計畫定期檢討機制進行必要的變更，也因此，所謂的程序修正(增加聽證會等)，應該在新訂計畫之規劃階段或者通盤檢討機制上就要處理，而非徵收階段才針對個案土地放大處理之。
這部份本來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地政學者怎麼老是想不通呢?
大埔事件的問題在於，該計畫的正當性得到都市計劃委員會的背書，後續的地政作為，包括是否剔除特定標的物，理論上而言，還是要回到都委會確認之，就這部份，因為沒有都委會會議逐字稿，所以只能從會議結論得知:都委會並沒有反對拆除張家藥局，但是該拆除動作與計畫執行有多大的關連性，該計畫的規劃單位，也就是都市計畫技師，在專業上應該提供具體建議，但是顯然這部分資料目前是欠缺的，這也俗顯台灣地區都市規劃專業者在都委會及縣市政府畸形壓迫下，已經失去專業獨立性。
這部份也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都委會會議比照議會逐字稿、都市計劃技師專業發言與承接政府計畫案之委託關係脫鉤等。
最後，大埔事件是非都土地轉都市土地的案例，該計畫的正當性第一個把關單位是區委會，然而整個討論過程中，當初區委會核定擴大與新定都市計劃的角色，幾乎不存在，這是很可怕的省略，令人不禁懷疑，中央區委會委員，是否具有任何專業堅持?一個區委會吐整個台灣，可能嗎?像話嗎?各區域計畫是否應該各自擁有區域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是否應該配備專責人員?這些應該也要納入檢討。
整體而言，本篇文章讀起來令人感覺只是搭順風車，而且找錯了對比案例、缺乏對主體計畫的尊重，所以我說，很可惜。即使如此，個人還是對四人願意公開提出專業見解的努力，表示尊敬與敬佩之意。
如果可能，個人還是要建議透過大埔事件的檢討，進一步討論地方性重大事務與重大建設公投的必要性，公投才能促進雙向溝通與討論、促進公共參與、增加資訊透明。基於此，公投法修正(27條地方公投之提案與連署門檻、30條投票人數過半等)應該是改正不當政策、不當計畫、不當審議、不當徵收、不當拆屋的必要良方，不可忽略之。
PS: 內政部資料顯示，全國未開闢公共設施用地2.57萬公頃，占全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約28.36%，然而苗栗縣與基隆市卻分別有百分之65及74的公共設施用地長期以來沒有被徵收利用，反之，台北市只有百分之9，對照於此，大埔事件令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苗栗縣政府的大埔作為是反其道而行，放棄既有公共設施不處理，卻另闢戰場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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