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屯與北屯交界有個水湳機場，這裡在日本時期扮演過重要的軍事功能，導致我們認為，水湳就是機場的代名詞。
事實上，機場出現前這裡已有聚落，很可能就是西屯張廖家廟家族的生活與生產圈，台中市長盧秀燕的先生廖述嘉祖父母輩可能就是機場前身聚落的居民。
機場1911年來到現場，可想而知，在此之前日本殖民政府應該花了不少時間精力，才能取得上百公頃的機場土地，故事情節就如同1950年代的陽明山計畫，取得上千公頃大肚山上清泉崗機場土地一般。
廖述嘉的父親廖繼魯1942年次，可想而知，他在烏日出生前，他的祖父輩已經被迫從西屯遷到烏日溪南，他原本應該有的西屯記憶變成烏日記憶。他的祖先當時有對日本政府SAY NO嗎?
廖繼魯的祖父母領到多少補償金?這些錢，夠他們在西屯街上立足嗎?還是他們只能選擇更需要被開發的處女地，烏日溪南溪床地?
照理說，台中市的歷史書應該要為這段水湳機場用地徵收搬遷史取一個名字。
叫做水湳計畫，好嗎? 有個名字，至少可以讓我們開始停留腳步，駐足想想當時日本政府徵收民地的豐功偉業，或者強奪民產的事蹟。
當水湳機場在2004年走入歷史之際，台中人來不及，或說不願意，回想這處被使用將近九十年的機場，當時的執政者匆忙地在上面搭上"大宅門計畫"，又是台灣塔，又是中央公園，幾十年前發生的迫遷案，煙消雲散。
這些外來的新鮮名詞更讓台中人忘了，沒有水湳計畫，沒有這段辛苦的迫遷，那來水湳經貿園區的風光，或假象。
空間地景，本來就是一波接著一波，當我們只願意看向未來，幻想美好的地景，卻不願意回頭想想更深層的土地故事，台中怎麼會有內涵?怎麼會找到反省再出發的空間紋理?
空間、場所，孤藤、老樹、昏鴉，本來就要有人本的基礎，不是嗎?
一個都市有兩個機場，本來就不是理所當然，想想台中，一百年前的農村聚落就這樣被兩個機場切割變形，誰來撫平當時迫遷戶的傷痛?
我們很難回到過去，但是，有個開始，我們至少還有機會從過去找到前進的動能，最少，最少，別將水湳經貿園區當作地價炒作的租界，讓下一代台中人住不進去，看不下去。
地價神取代土地公，不應該是台中人的宿命。
水湳計畫有廖家被迫遷的影子，沒有他們的犧牲，何來翠綠的中央公園。100年後，我們都不在了，還會有人想起廖家後代子孫搬到烏日的那一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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