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大四年輕學子在深夜這麼對學弟妹們自我告白:
我們所做的實習「合理」嗎?
我做了三年多實習，每次實習都要揣摩並迎合老師們的想法，但都正確的嗎?
我在最近看了一本書，《1945 年後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流變》後開始有了這些疑問。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實習，甚至全台灣大多數的都市、地方空間規劃，大多採用「理 性規劃理論」。這套理論是將目標確認出來，進行比較政策、評估規劃評選方案、 方案政策實施、效果跟蹤及反饋。這跟我們的規劃方式如出一轍吧，但這是 1960 年代就存在的規劃方式。甚至我們實習有時候會使用的分析，使用冰冷的數字與資料，就決定了一塊土地未來的走向。
但這樣的結果是正確的嗎?我在大二進行新訂都市計畫，當時遵崇(遵從?)老師的話，將空間進行適宜性分析，選出要被規劃的地址。為了學習這些數學公式、電腦模型， 我花了不少時間研究，最終電腦呈現出結果。就算老師分數給的再高，內心仍有 一種莫名的空虛感。
我開始試著尋找空虛感何來。在規劃時，相信大家很少跟當地的人對話；跟這片 土地的信仰文化對話；對這片土地的發展歷程對話。新的風貌，可能新的靈魂還沒產生，但過去的靈魂卻被扼殺了。
我認為這沒有誰錯誰對，但理性規劃似乎忽略了價值觀的存在。土地的規劃缺少 了“價值觀”元素。將空間規劃定義為科學似乎是一種誤導，他應該是實現某種價值觀目標的行為。
如果規劃能用計算機完成，那該有多好；但再多的因子，都缺少一項最重要的都市組成元素—人。 理性規劃有它的優點，他確實符合邏輯，且讓未來可被預測。
我認為我們規劃者 的角色，更像是某種價值觀的辯護人，甚至理性規劃也一種價值觀。 規劃不僅是一個「過程」，更是「選擇過程」。
這時候民眾的意見就很重要了，我們實習很難讓我們參與到這部分。但這是規劃 時必須考慮的要素。民眾參與規劃是現在的潮流，不過民眾參與也有其缺點，如可能會拖到規劃的進度、民眾專業知識不足等。台灣的義務教育，都是處於抬頭瞻仰權威和菁英的姿態。若想掌握自己土地的命運，就必須事必躬親，也得承擔責任。
回想起之前做過的實習，我其實很享受規劃的過程，那種成就感非常快樂。但現 在回想，是因為我們是模擬實習，並不是真的進行，若真的實施後，明天這片土地會變如何?十年後會變如何?一世紀後會變如何?令我害怕的是，這種快樂可能會讓這個地方走向不該走的路，被這種熱情遮蔽雙眼。
回到題目，我們所做的實習合理嗎? 我並不覺得是錯的，但也不全盤正確。我們就像在進行老師的“價值觀”，因此我認為實習帶給我機會，去了解各種不同價值。但我必須時時刻刻告訴自己，不能被特定價值蒙蔽雙眼。
很高興，逢甲校園可以培養出這種具備自省能力、高度學習熱誠的年輕學子，這是台灣規劃教育的新希望，值得記錄。
我簡要的回應:
規劃者在過去被認為具備霸權性格，分區與公設界線大筆一揮，各種顏色框架下，很多的使用別被"決定了"。但是，使用別真的可以被決定嗎?
就好像你我她一樣，出生的時候具備一定的背景，很多人認為這些背景是包袱，是資產，你從生出就被"決定了"。
是嗎?不是嗎? (你甘願被決定嗎?還是想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我從計畫理論演化過程整理出三個名詞: 畫畫比賽、算術比賽及演講比賽，這當然很簡化，可是其中也隱含這三種技術，或者價值體系的鬥爭，或者合作。
規劃教育其實很辛苦，因為看似很專業，又必須很入世，老實說，我早就認為自己不怎麼適任，可是為了養家餬口，只好繼續誤人子弟，希望不會有太多人被我耽誤青春。
也因為有此認知，我不在自認為是"老師"，頂多只是協助者，希望透過誘導方式，引發大家的自我學習力。沒錯，我有特定價值觀，但是，那是我掙扎多年換取的自我認知，我總是很克制自己，別讓意識形態及特定價值觀蒙蔽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沒有考試的課真的很難執行，因為沒有考試對很多同學而言，變成沒有約束力，"老師"也變得很沒權威，學習成果也很難衡量，這點，我還在努力克服中。
不管如何，為自己學習，讓自己的學習充滿熱情，這是我們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標。規劃真的很有趣，重點是，你要自己找到其中的樂趣，別人真的很難強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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