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學研究中心

晚上到台北參加新國家智庫探討土地徵收政策的座談會。對於台灣社會在土地開發政策喜新厭舊的文化頗有感概，新市區造就糞土變黃金，多少既得利益者阻礙應該的計畫體系與土地管理工具改良，到頭來，類似苗栗縣縣長辯山寨王的現像，將不是特例。

老練的張景森老師從日本殖民與孫中山時代出發，民生主義先出籠，這個抄襲英國的半調子理念，如果說主導者真的有心，應該多少會有些許成效，說不定今日的中國也不用如此這般的分裂與悲情。重點是，利益迴避原則本來就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沒聽過的道理，讓大地主出身的國民黨主導土地改革與稅賦改革?這不就是，請鬼抓藥單嗎?

來到台灣的國民黨高官，當然不信邪。淺嘗三七五與公地放領甜頭後，台灣社會進入復興基地與反共復國時代，社會改革被晾在一邊。平均地權條例?漲價歸公?申報地價?公告現值?土地徵收?增值稅?房屋稅?都市與非都市?地政系?CC派?總之，就是一套充滿隨意性與投機性的土地政策。

所以，第一個問題與政策改革方向: 估價資料庫與估價與稅率分離。現有土地交易市場機制與土地市價變成政策的灰色地帶，地價與地價稅的關係也在地方政治操弄下，本應分離，卻又分不開。估價制度喊了多年，成效還是有限。

第二，土地徵收只是計畫的工具，並非目標。很多的土地徵收其實表面上同時具備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出在浮濫的徵收，這是行政權濫用、假公濟私的結果，如果圖想改革土地徵收條例達到治本，根本不可行。重點還是要回到各個計畫的審核過程，充分論述個案的公共利益。畢竟，很多政客倡導的促進地方發展開發案，表面上當然冠冕堂皇，真正的弊端在於結合公共利益、公共投資於特定私人利益，這可以從早期的工業區開發找到充分的證據，土地開發賺一筆、工程經費賺一筆，貸款融資賺一筆，等工業區閒置賠錢了，政府還要被迫出面收尾。

第三，公權力應該介入而不作為也是大問題，例如畦零地、私權過度保護、釘子戶的蠻橫等，在有些情況，公部門與公權力應做為，而不作為與不徵收反而影響更多他人權益，這類的該徵收卻不作為，也是大問題。

說到這，我的想法: 台灣社會與一般公民對當地都市計劃圖知的權利被剝奪、地方公投決定重大爭議、重大建設、重大改變需要強力促成、政治文化的墮落應該受到重視與制衡。廖本全的苦心，特別是農民生活價值無法估價的呼喊，我也深表贊同與贊聲。

看似不相關的對話，其實對張景森提出的三大問題深表認同，也對中央都委會過度介入地方都市計畫內容表達不滿，更對這麼多年來的計畫成果無法有效納入資料庫表達失望，台灣都市發展政策與土地政策真的病入膏肓，我們其實等不到虛幻的國土計畫積極角色，只希望區域計畫與都市計劃之間的分工可以有效改革，唯有此，不當土地徵收與不作為之不徵收才能找到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