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學研究中心

晚上研究所的課中提出一個討論議題: 身為一個台灣都市規劃研究者，你心目中有何代表性人物與故事?從這個指認中，規劃者能否找到屬於這個專業族群的認同(identity)與光榮感(pride)？

一籮筐的答案說真的，雖不意外，卻很失望。李光耀總統、李永萍副市長、曾文坡市長、許世賢市長、當權者、市長們、政治人物、John Friedman、Kevin Lynch、、、(有兩位中國學生提出:梁思成、陳佔祥、楊保軍)。這群都市計劃研究生到底在想甚麼?

光榮感或許很抽象，換成故事可能具體些，各國都市規劃界照理說，應該要有些深刻的人物與故事可以讓人流傳千古，這些故事即使年代久遠，也不用擔心有退色的問題，年輕一代的規劃師總可以在故事裡面找到創意泉源，歷史彌新。

美國人談都市規劃，應該不會錯過紐約的中央公園(The Central Park)，這個源自19世紀後期的都市傳奇已然成為世界規劃界的神話，1873年完工的中央公園面積超過300公頃，所在區位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頓小島。

英國人談都市規劃，除了霍華德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對1944年大倫敦計畫(The Greater London Plan)應該不會陌生，在戰爭陰影下，Patrick Abercrombie爵士提出在倫敦劃設開放空間標準、綠園道系統、永久綠帶、衛星市鎮等構想，深深地影響當代的英國，甚至各國都市規劃界。

中國人談都市規劃，總會想起北京舊城區的保存爭議，1950年梁陳方案的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原則雖然沒有被採用，但是卻為後代規畫者奉為規劃泉源。

台灣呢?我們有甚麼?

我本來以為有人會說，中興新村應該還不錯，這個1957年由台灣人自立創建的花園城市，300多公頃的土地上，充滿人性尺度的房舍，不但小而美，且綠意盎然，雨水與汙水分流，工作與居住緊密結合。這群促成中興新村的人(劉永懋、倪世槐等)，應該會讓台灣都市規劃研究人員有所啟發才是吧。結果沒有。

我本來以為有人會說，日本人在台中、台北、高雄等地區鑲入的市區改正區應該會有人提及，這些方格狀的新市區，衝擊了台灣既有農業社會紋理，也開啟了當代台灣社會新的空間想像。引發市區改正計畫的那群人，總該受到都市規劃人員的青昧吧。結果也沒有。

火車站?高速公路? 台北捷運? 高鐵? 這些引爆近代與當代台灣都市發展的大怪獸，他們背後的故事應該在規劃界有個歷史地位吧。很抱歉，沒人提及。

新市鎮計畫呢? 林口、台中港、淡海、橋頭、糖廠工廠與宿舍區、大學城?這些造鎮計畫總有些故事可以留傳吧（聯合國顧問孟森夫婦、張祖駿等），沒有，還是沒有。繼續追問，任何的組織、機構皆可，還是沒有。

怎麼了?台灣的都市計劃界啊，我們到底怎麼了? 怎麼這群坐在教室裡的未來研究人員，對台灣都市計劃界這麼陌生，這麼冷漠?面對權力者，他們選擇痛恨政治人物與當權者，他們懼怕政治權力的迫害，他們甚至考慮選擇學習妥協的技能，以利他們未來進入規劃界得以謀生。

難道，台灣的都市規劃界早已被視為提早妥協的代名詞?都市計畫的前輩與當權者的奮鬥點滴，早已失去成為角色模範的機會?對於這個現象，台灣的都市計畫從業人員、教育單位與相關專責機構有否警覺，如何反思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