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客家委員會致力於客家文化保存與推廣活動，也努力地透過抽樣找到全國453萬客家大軍，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客家語言與生活文化已經在各地都市化與都會化的過程中，逐漸流失，加上客家語言多元:四海大平安，難以互通，50年後，台灣客家文化內涵真的還會存在嗎?
在此前提下，台中市都市化與都會化現象也沒能例外，台中市客家人口位居台灣第三位，僅次於桃園市與新北市，東勢、石岡等山城客家庄過去三十年人口成長幾乎呈現停止現象，反而是相對好消息，即使只有1/4客家人口量，約10萬人，反而有機會創造小而美的客家特色聚落。居住在其他24個非重點客家區的3/4客家族群，約38萬人，雖然能見度不高，卻是台中客家庄的重要後盾。
耗時超過二十年，總經費高達300多億元的台中鐵路高架捷運化已經陸續完工，包括2016年10月第一階段完工通車的既有五大車站區及高架軌道，預計在2018年底前可以完工的包括新增設的五個車站:栗林、頭家厝、松竹、精武及五權，這條即將迎接台中下一個百年的高架化軌道一方面移除17處平交道，另一方面也將改造多處地下道為平面道路，更重要的沿線21多公里的鐵路用地將配合鐵路高架後，重新回歸市民使用。
問題來了，新增加的五個車站給誰用呢?怎麼用法?有多少人會進出這些新車站?從近日的會勘看來，這些問題並非鐵路工程單位的權責與義務，部分車站根本被埋在工廠與住家中間，沒有門面出入口，遑論友善的進出動線區，頭家厝車站甚至連個像樣的前後站道路也找不到空間，這樣的規劃當初是誰核定的?誰有責任在此基礎上，尋求突破?
台中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於2010年12月25日，這是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新成立的單位，在此之前，客家事務並沒有高層級專責單位，委員會成立後依法令規定綜理台中市客家事務，規劃執行客家政策及促進族群和諧，編制人力38人，依業務性質分成三個業務組: 規劃推展、文教發展及綜合業務，主要政策範疇包括一般行政、客家政策研究發展、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硬體建設等四大領域，這其中又以一般行政投入最多資源，約佔40%，過去7年每年預算額度約在7000萬元上下，加起來應該已經投入超過5億元，這當然不包括隱藏在民間的廣義資源與人力投入。
客家政策的主體是誰?客家人，或者台中人?誰是政策行銷對象?觀光客或者客家住民?這是客家政策必須釐清的重要介面。根據抽樣資料，台中市48萬廣義客家人有1/4居住在典型客家庄，東勢、豐原、石岡、新社及部分和平區，其餘3/4居住在西屯大里等行政區。如果可以透過客庄原鄉地景強化，非典型客庄客家文化能見度提升，應該有機會提高台中市整體族群政策的吸引力，創造兼具客家人文化自明性與非客家人文化交流融合的機會。里山文化、花果台中之外，當然可以增加與創造地方創生、文化共享的新樂園。
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已經在台灣推行六十多年，期間也歷經多次的變革，包括縣市改制省轄市與直轄市，拆解不少原來的鄉鎮市層級選舉，在後六都時代，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能力的能良顯然已經大幅提升。
以六都為例，除了總統、立委、市長、市議員選舉外，剩下的就只有里長選舉，後者也是最奇怪的選舉制度，基層里長與各級民意代表皆為民選，導致彼此間的分工合作出現多處裂縫。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台中捷運綠線車廂將以每五分鐘一班次與台中人見面，這是歷時30年的等待，17個捷運車站每天將會看到至少十萬人進出，這條花費將近600億元的高架捷運，勢必改變台中人的生活習慣，步行會增加，機車與汽車使用會相對減少。
What should an university campus look like and function, one might ask. Though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hundre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we do not have much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or be engaged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an university campus in the past, starting from scratch especially private ones.
First of all, site selection. Should an university be located in an urban setting or suburban one?
都市計畫法是指導各地方擬定與修訂都市計畫的大法，要從都市計畫法條文中有關建蔽容積的規定，直接用來指導基地開發準則，老實說，不但違背都市規劃的精神，且有大砲打小鳥之無效率性，可是，這就是過去幾十年中央官員高高在上的態度，用一條都市計畫法修訂、解釋，就妄想全國大小幾百個都市計畫配合調整，更空想全國幾百萬宗土地開發臣服其下，說是夢想家與空想家不為過。這是其一。都市計畫涉及人民土地權利義務的規範，各類土地藏身在大小都市計畫書圖中，不但具備地方性，各有不同政策目標、時空背景、政治文化與民俗風情，都市計畫本身具備高度地方自治特質，一個內政部都委會透過審議制度就想掌握大小不一的都市計畫發展，執行了幾十年，中央官員不累，地方早就厭倦了，甚至有些有識之士地方官員早就學會陪君練武的笑臉，把計畫當成笑話了。在此背景下，計畫執行當然沒有效率，公共設施保留地能拖則拖，都市計畫變更理由，寫不出來。反正一切責任推給中央不准、有意見即可，結果是: 地方失能、中央失控，人民受害，地方發展失調。
都市計畫指導建築行為與建築線，這是常識，都市計畫線框列了可發展基地界線，可是建築界發展早於都市計畫全面實施容積管制的時代，也因此建築技術規則早就練就了自己的獨門秘功，自己設定免計容積規定，陽台、維修設備空間、安全空間等一堆得免計建築面積規定，導致計畫容積與建築容積兩者價差將近一倍，200的容積往往變成將近400的建築量體(1.9倍多)，這是業界不可說的秘密，也是傳承給地政(他們關心嗎?)與房地產業者的尚方寶劍，銷售坪數等於利潤，消費者往往成了末端的冤大頭。可以改嗎?當然可以，只是約定成俗已久，改革談何容易，這一改連金融單位設定抵押的金額大小也會受到影響，茲事體大。
進行中的全國國土計畫及縣市國土計畫只聚焦在四大功能分區，似乎360萬公頃國土在此分區下，就可以永續太平，可能嗎?此起彼落的未來世界想像又是甚麼?DOOMSDAY嗎? 規劃者怎麼看待這些預測?
2018.1.14 報導:
甚麼是產業用地?從生產要素看，土地人力資金三要素，土地似乎是生產重要一環，只是產業用地長期以來只被限縮在製造業生產使用土地，整個名詞似乎就這樣被定格幾十年。農夫的土地算甚麼?作家的空間算甚麼?
產業用地的供需如何進行?需求者自己想辦法嗎? 還是政府有責任?
如果台灣人連這些資訊也沒辦法搞定，何來歷史?
按林衡道著《臺灣史》記載：臺灣鄉試始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止於光緒二十年（1894），有見於舊志著錄者，中式舉人名額共251人。而溯有清一代，臺灣自乾隆二十二年始有進士，至光緒二十年止，見舊志著錄者共有二十九人。而依《臺灣通志稿．選舉誌》登錄當時有清一代進士列名者計38人。清王詩琅在《清代舉人．人物表》列舉臺灣舉人總數則達320人。
國土計劃法通過後，各縣市政府面對來自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公展後及即將來臨的縣市國土計畫法定程序，充滿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即使是台中市區域計畫已經通過法定審議程序，國土計畫與區域計劃如何嫁接依然是一大挑戰。
地方發展有其層次感，對台灣地區的地方政府而言，長期的依賴中央、缺乏地方自治的能力與勇氣，已經深入成為政治文化的一環，不了解其中道理者，有時候很難理解地方發展層次感無法開展的關鍵因素。
今天開始審議第一個水湳經貿園區文化商業區開發案，這是繼中國醫藥大學送出文教區開發案後，第一個私人開發申請案，面積將近1公頃，整體開發，審議的重點其實只有一個: 允許容積移轉到新基地，使其40/500的開發量得以擴大40%，樓高達51層。
因為提出的使用別只有金融中心與200多戶四房拼貼住宅，怎麼看也不像很有誠意的設計案，審議過程中，開發構想受到不少質疑，甚至連159米高度對周邊基地影響、土地旁邊的中央公園大廁所由誰認養、中央公園人工平台的高程與15計畫道路之間的關係等議題紛紛出籠，看起來這個案子要走下去可能不容易。
查了一下資料: 29行政區中有21個行政區有麥當勞，總計50間，這個數目還會增加嗎?或者會減少?全台灣398家麥當勞，台中市佔了13%。
台中市有49間星巴克，全台灣430間，台中市佔了11%，然而星巴克的分布顯然偏重市區、主要工作地點及中科附近，原台中縣部分，大甲、大里、太平、后里、豐原、潭子及沙鹿分別設有據點。
預算是政府運作的主要依據，政府預算分為收入與支出兩大部門，收入面分成地方能力(稅與費)、中央補助及借債三部分。支出面包括經常門與資本門支出，經常門涉及人力資源支出，資本門涉及硬體建設，這些是地方政府預算基本知識，卻也是市民社會忽略的基本常識。
關鍵字: 地用、地權、運氣?台灣的地籍線為什麼如此紊亂? 這好像是一個沒有人問、沒有人關心的重大議題。地籍整理只能等重劃嗎?政府不能主動整理嗎?
都市計畫法48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 徵收、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換句話說，市地重劃乃都市計畫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的工具、手段。
受教育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也是各國社會普遍重視的政府功能。教育場所除了設置學習、研究、上課教室、實驗室、研究室、體育場、活動中心等動靜態空間外，還需要甚麼空間? 還能裝下甚麼空間? 尤其是，面臨少子化衝擊、正在積極轉型的各公私立大學。
大學之道，是非營利嗎? 校園的主體是學生嗎?還是各種可能性的組合?只有學生，且日益減少的學生數，可以支撐一所大學的永續存在嗎?學生來來去去，大學的主體是老師嗎? 這些人多數花費人生大半在大學校園裡面，除了研究發展外，還肩負社會公益責任。
引自: http://blog.xuite.net/deskwoods/goodstory/15781913-50%E5%B9%B4%E4%B8%8D%E6%95%97%E3%80%80%E4%B8%AD%E5%8F%B0%E7%81%A3%E5%9C%B0%E7%94%A2%E5%A4%A7%E4%BA%A8%E5%82%B3%E5%A5%87+-%E6%9E%97%E5%A2%9E%E9%80%A3
林增連: 1926-2009，83歲 ，福州人
學歷：初中
經歷：飯店、保齡球館董事長
現職：由鉅建設、屏榮實業董事長
困於現況與歷史共業是多數政策研究者的難題，歷史共業累積的文化毒素與特質，因為戰場多年沒有清除，各類景象與亂象叢生，想要從中找到通則與準則幾乎不可能，卻也因此拖垮了向前走的動力。司法?金融?產業?都市計畫? 個人造孽、社會要承擔。
現況也因此變成歷史的凍結。
